文/任泽平

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是“人随产业走，人往高处走”。从全球来看，随着城市化整体进入中后期，人口将越来越向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。从中国来看，尽管当前人口流动整体放缓，但向大城市、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。

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，比如自然、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。从长期和根本来看，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经济规模，还有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。理论上说，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化条件下，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，直至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持平。

新兴经济体：“经济人口不平衡”急需改变

在实践中，由于产业结构差异，经济-人口比值高的地区人均收入不一定高，比如以能源、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，可能GDP份额和人均GDP高，但人均收入一般。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，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。

总的来看，工业发展需要集聚，工业化带动城市化，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，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，城市化中后期，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。全球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：

一是在跨国层面，人口从中等收入、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。联合国《世界人口展望》（2019年修订版）统计，1960年—2017年，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净流入1.36亿，来自中高收入、中低收入、低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分别为26.4%、53.2%、20.5%。

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经济体，迁移动力不强，；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虽然迁移动力强，但难以承担迁移成本；而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，而且能够承担迁移成本。从国别来看，人口主要是从中国、东南亚、南亚、拉美、非洲、中东动乱国家、中东欧，向北美、西欧、中东石油富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等迁移。

如1960年—2017年美国净迁入人口超过4900万，德、法、英、西、意等西欧五国人口净迁入合计超过3300万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净迁入合计超过1400万，俄罗斯净迁入近1100万，加拿大净迁入超过900万，澳大利亚净迁入近700万。日本移民政策长期较为保守，净迁入人口较少，仅235万。

中国、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，但全球经济人口分布仍非常不平衡，差距甚至比60多年前明显扩大，未来大规模跨国人口流动仍将持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60年—2018年，高收入经济体经济份额从77.3%降至63.1%，人口份额从25.1%降至15.9%，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从1960年的3.08升至2003年的4.74，又降至2018年的3.96。

二是在城乡层面，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进入中后期，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转为分化，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，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面临停滞甚至净迁出。

美国人口“大都会化”：自“铁锈八州”流向西、南海岸

1850年—2018年，美国人口从2327万快速增至3.27亿。特别是二战结束后，伴随着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，大规模国家移民涌入美国，人口在1950年—2018年增加了1.76亿。200多年来，美国的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：

一是在地区层面，人口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五大湖区集聚，转为向能源、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、南海岸集聚。1850年—1970年，美国“铁锈八州”人口从1023万快速增至7203万，人口增量贡献达34%，是美国人口聚集的核心。

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随西欧、日本的经济持续成长及中国的改革开放，美国传统制造业逐渐衰落，“铁锈八州”GDP占比，从1970年的35.6%降至2018年的25.8%。与经济衰落相对应的是，1970年以来“铁锈八州”人口增长大幅放缓，纽约州在1970年—1980年，西弗吉尼亚州在1950年—1970年和1980年—1990年人口甚至净减少。到2018年，“铁锈八州”人口仅增加906万，至8109万人，人口增量贡献降至7.3%，GDP占比大幅降至25%。

与此同时，以能源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加利福尼亚州、得克萨斯州、佛罗里达州等地区，逐渐成为美国人口集聚的中心。1850年—1970年，三州人口合计从40万增长3794万人，占比从1.7%快速提升至18.6%，人口增量贡献为20.8%。1970年—2018年，这三州GDP份额从18.1%增至28.1%，人口快速增至8956万，人口增量贡献高达41.8%，人口占比升至27.4%。可以发现，不管是1970年还是2018年，这三州与“铁锈八州”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均基本持平，即经济-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，但人口流动状态迥异，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差异。

二是在城乡层面，美国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，城乡划分标准多次调整，当前城市的基本定义为：5万人以上的城市化区域，2.5万至5万人的城市群。美国城市化率在1910年达45.6%，1940年达56.5%，与中国当前相近。1970年达73.6%，2010年达80.7%。

同时，基于经济社会高度联系的“城市功能”思想，美国人口调查局早在1910年起就逐渐进行都会区统计，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。1910年—2015年，美国都会区人比重从28.4%增至85.6%，人口向大都会区集聚态势明显。2015年，美国5万—25万、25万—100万、100万—500万、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-人口比值分别为0.75、0.84、1.09、1.26，高收入的大都会区依然对人口有着较大的吸引力。

日本人口“一极化”：由三极集聚到东京圈独大

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，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，但自1973年左右起，从向东京圈、大阪圈、名古屋圈“三极”集聚转为向东京圈“一极”集聚。第一阶段，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之前，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增长，人口大规模流入。1955年，它们的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.8%、15.3%、8.6%，人口占比分别为17.3%、12.3%、7.7%。第二阶段，到1970年，三大都市圈GDP占全国总额分别增至29.3%、17.5%、9.5%；1973年人口分别达到2607万、1636万、918万，占比分别达23.9%、15%、8.4%。

在此阶段，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持续增长，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，大阪圈则出现衰落，1973年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，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，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。1974年—2014年，东京圈、大阪圈、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50万、-89万、10万。该时期大阪圈、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本地区自然增长。

此外，在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，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见顶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除东京都及东京圈三县、爱知县（名古屋圈核心）、大阪府、福冈县等少数地区外，绝大多数县逐渐面临人口净迁出，不少地区人口开始减少。到2017年，日本47个都府道县中已有40个人口见顶，49个主要城市中已有42个人口见顶。

本专题作者先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、国泰君安(20.620, -0.57, -2.69%)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、方正证券(8.960, -0.01, -0.11%)首席经济学家等，现为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，著有《新基建：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引擎》（中信出版(49.930, 0.73, 1.48%)社2020年6月出版）；马家进、连一席对本专题亦有贡献。